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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鉴宝师 夜曲03 雍正和乾隆名声为何如此不同

日期:2019-06-10 来源:超级鉴宝师 夜曲03 评论:

[摘要]核心提示:乾隆式的官员,在经济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欢花钱,搞工程,上项目。而雍正式的官员则恰恰相反,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会努力地去开源节流,对于建设项目会认真评估,达不到标准绝不轻易上马,从而会给人们一种吝啬乃至严苛的感觉。本文摘自:《学习时报...……

核心提示:乾隆式的官员,在经济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欢花钱,搞工程,上项目。而雍正式的官员则恰恰相反,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会努力地去开源节流,对于建设项目会认真评估,达不到标准绝不轻易上马,从而会给人们一种吝啬乃至严苛的感觉。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1-02-21 第09版) 作者:张剑锋 原题: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 

 

    200多年以来,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欢。除了近年来的少数翻案作品之外,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雍正是一个严酷、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一个慷慨、宽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时间上一直延续下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人们却只承认康乾盛世,独独要把雍正从里面挖出来,以示在这个“暴君”统治之下的时代绝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仿佛是生怕自己的名声太好,雍正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干了一件注定要让自己为千夫所指的事情——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积欠,并限期追缴。一时间,在康熙朝几十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对于发现的亏空,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官员们哪吃过这样的苦啊!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着救星的来到。终于,雍正十三年,救星来了——雍正去世,“乾隆爷”即位。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对大批因为亏空钱粮而被处理的官员们,乾隆也是恩泽普降“名下应追各项银两,俱著豁免”,有关服刑人员“概行宽释”。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人们对乾隆的天恩浩荡颂声如雷,同时也暗暗对严酷苛暴的雍正齿冷三分呢?

雍正制定的另一项凸显其“苛暴”本质的政策是要求绅衿与平民百姓一样一体当差纳粮。要知道,绅衿——士大夫,历来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统治基础,从而也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优待。所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绅衿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而他们本来应当承担的这些负担,自然只能转嫁到平民头上,或者减少国家的收入。虽说绅衿们的家底普遍比平民们要阔绰,税赋负担反而少,却从来没有多少社会舆论对此有所非议。然而,雍正这个“胆大妄为”的“暴君”却连这样的天经地义也敢打破!从雍正元年开始,就在河南开始试点推行“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并严厉打击其包纳拖欠钱粮、包揽词讼、欺凌佃户等不法行为。此令一下,一时间舆论哗然,让读书人跟泥腿子一样当差纳粮,这不是要斯文扫地了吗?各地绅衿因此而与地方官龃龉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雍正作为败坏斯文的形象也就在士人们的眼中根深蒂固了。而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展现出了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诏“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恢复了绅衿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超级鉴宝师 夜曲03 雍正和乾隆名声为何如此不同

傅恒死的时候,和珅还没入仕,不过通过二人的职位可以做简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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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并无显赫的功绩,升官晋爵速度之快是清朝的一大异数,但能深获一向英察的乾隆帝赏识,他必有过人之处;两人年龄差距如同父子,乾隆帝对他的儿子们均不太满意、喜欢,而和珅的忠诚、聪明、机智、能干、趣味足以与一向自视极高的乾隆帝相匹配,只有这样才能揣摩透乾隆帝的心思,这才是和珅深得宠信的根本原因。乾隆帝博闻强记,学识渊博,爱好诗词、文艺,政治能力超强,精通骑射,并通晓汉、满、蒙、藏、维吾尔五种语言,能与这些民族的首领直接对话,有效统治着拥有众多民族的、辽阔版图的大清帝国,他的兄弟、皇子、皇孙以及大臣们在才能的全面性上都只能望其项背。因语言能力有限,大臣们很少能胜任少数民族事务,而和珅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同样博闻强记,精通各项事务,多才多艺,且精通骑射,所以乾隆帝才能让其一人兼管众多重要的职位。乾隆帝到了晚年,身体、头脑均大不如前,甚至到了刚吃完早饭又索要早饭的地步,而他又不愿意大权旁落,因此需要一个自己非常信任的代理人帮助他处理事务,尤其是理财事务,和珅可谓是适逢其会。中年以后的乾隆帝志得意满,不仅四处兴兵征伐,他的生活起居也逐渐由俭入奢,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园林,四处巡游的费用更是十倍于康熙帝;晚年的乾隆帝更是借着自己与太后万寿的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大办庆典,但又必须遵守祖制永不加赋,所以明令群臣进贡奇珍异宝;和珅出众的敛财能力正好可以充分发挥,而这恰恰是一般大臣不耻为、不能为的。有了共同的利益,乾隆帝与和珅成为了事业上的亲密伙伴,乾隆帝需要和珅做一些不太光彩的敛财事务,而和珅打着乾隆帝的大旗趁机中饱私囊。

一名政治评论人士表示,习主席发动的反腐运动使其备受民众和官员爱戴。“习主席已使许多贪官甚至‘大老虎’落马。这对民众是好事,增强了民众对党的信心,使他们感到能够对党充满期待。”在外企工作的冯勇(音)说,“当我儿子在2008年开始上学时,我们必须为学校‘捐’两万元,而这并非出于自愿。当我女儿今年上学时,该校已不再收取此类费用。”

托通俗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之福,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成了史上的明星兵器,它们分别是关羽和张飞的拿手武器,或者说是必杀器。丈八蛇矛后来又成为《水浒》中豹子头林冲的装备。

把这样两个天差地远的人放在一起,人们会喜欢哪个、讨厌哪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哪怕是在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很自然的会把“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小燕子安排去与乾隆一起“策马奔腾,分享人世繁华”,而雍正则充其量是指挥着一帮血滴子去到处搞暗杀。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把乾隆那些丰功伟业仔细梳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

不论花在谁身上,只要是花钱,不管花得聪不聪明,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效率,总归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一方面收到钱的人自然会感激涕零,另一方面这么多银子堆下去也多少会有些政绩,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钱,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大可宽大为怀,让官员们皆大欢喜。这样一来,执政者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执政者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加强财政、控制开支、整顿吏治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没有好处不说,也断了别人的财路,很容易惹来一身骂名,虽说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个来感谢你呢?你只不过是为下一任执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这样做的执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会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继承到了一个已经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没办法继续再掏下去。

超级鉴宝师 夜曲03 上项目还是要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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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后来又得到了能写“万寿无疆”四个汉字的机械人钟,并下令对其进行修改:“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内,着汪达洪想法改写清话‘万寿无疆’四字,钦此。”

嘉庆元年(1796),乾隆皇帝举行禅位大典,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自己则当上了太上皇。但是,乾隆并没有放弃权力,规定凡遇军国大事、用人行政之大端都要亲自过问,和珅也就仍然得以专权。但形势毕竟有了变化,和珅当然也有所担心,害怕嘉庆日后会处治他,于是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首先,他极力限制嘉庆培植、任用自己的人。嘉庆即位后,他的老师时任广东巡抚的朱珪进颂册,本来很正常,和珅却在乾隆面前告了朱珪一状,大加指摘,乾隆未予理睬。不久,乾隆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和珅感到这是对自己的极大威胁。当嘉庆写诗向老师表示祝贺时,和珅便迫不及待地拿着尚未写完的诗稿,向乾隆告嘉庆的状,诬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这一次,乾隆生气了,问身旁的军机大臣董诰:“这在法律上属于什么行为?”幸亏董诰跪谏:“圣主无过言”,乾隆才作罢。但是,朱珪内召升用一事终于寝命未发,而且和珅随即又找了个借口鼓动乾隆把已任两广总督的朱珪降调为安徽巡抚。后来,朱珪先后升授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本应回京供职,但和珅始终不简放新任安徽巡抚,使朱珪只得继续署任,不能交卸。同时,和珅又将其老师吴省兰派到嘉庆身边,名义上是帮助嘉庆整理诗稿,实则监视嘉庆的言行。

嘉庆帝(1795-1820年在位)爱新觉罗·颙琰,清高宗弘历第十五子,满族。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初名永琰,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乾隆五十四年(1789)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帝宣布第二年正月初一禅位,颙琰于是于次年登基,改元为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葬于河北易县清西陵之昌陵。子五人:第一子未名夭;第二子宣宗;第三子敦恪亲王绵恺;第四子瑞怀亲王绵忻;第五子惠端亲王绵愉。乾隆帝曾立过两位皇太子,都幼年夭折了,乾隆帝为此十分伤心,命令大臣不准提立太子之事,到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62岁了,已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永琰是乾隆的十五子,原本没有多大希望被选为太子,但这时乾隆帝在世的皇子只有6位,两个儿子被过继他人,可选择的只有4位,都不太成器,相对而言永琰为人比较忠厚,学习比较努力,行为举止也比较得体。最终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秘密立为皇储。五十四年(1789年)又被封为嘉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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